各省区普遍存在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的现象,后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如山西省大力发展的核桃、大枣产业,近两年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调研组所到的贫困地区基本上仍以小农生产为主,产业发展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发挥不够,联贫带贫能力弱。如云南省仅有16.8%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四川省凉山州畜牧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带动农户数不到全州总数的15%。山西省个别农户小型养殖仍是人畜共院。一些扶贫产业层次低、链条短,基本依赖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缺乏深加工环节,产品附加值低,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能力有限。如海南、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大部分农产品仍停留在出售原材料和初级加工阶段。部分扶贫产业贫困户参与程度低、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弱。如西藏、贵州等省区获得产业扶持的贫困户比例较低。青海、广东等省区产业帮扶多采取托管托养等方式,贫困户真正参与产业发展的比例低。乡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新兴扶贫产业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如广东省乡村旅游产业同质化和区域旅游同构化的现象突出。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电商扶贫面临着物流费用高、人才缺乏等问题。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基本已经解决,剩余的贫困人口既难找到适合的扶贫产业,又难参与到扶贫产业中,通过产业扶贫在2020年底完成预定脱贫任务有一定难度。村集体经济薄弱的老问题仍然存在。如云南省5732个出列的贫困村中有902个贫困村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

一是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要优化中央基建投资支出结构,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统筹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财政性建设资金,重点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交通、水利、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支持力度,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生存和发展条件。要严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配套资金的政策,加大中央和省级投资比重,切实减轻贫困地区配套压力。二是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加大对教育、卫生、住房、饮水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要深入实施健康扶贫,着力做好地方病的预防和救治工作。要继续加大教育扶贫力度,着力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推动远程教育建设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好各项教育扶贫助学政策,探索在深度贫困地区全面普及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全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强化要素投入保障。要继续加大金融、土地等政策的倾斜力度,依法加快审批进程,保障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项目及时立项推进。要全面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公务员、乡村教师、医生等待遇水平,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要加大东部地区和中央单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